了好几次,粉笔印在黑板上留下层层叠叠的白色痕迹。教室里稀稀拉拉坐了七八个学生,有人在打瞌睡,有人在玩手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黑板上的东西意味着什么。一个曾经站在世界核聚变研究最前沿的科学家,在教本科生基础物理。
陈远山下课的时候,毕克定走了进去。陈远山看见他,没有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他瘦高个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袖口沾着粉笔灰,手指节粗大——那是长年接触实验设备磨出来的茧。那双眼睛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平静而沉郁,像深渊里的湖水。
“毕先生,”他说,“你们公司的人昨天联系过我。但说实话,我不太理解。”他顿了顿,用那双平静的眼睛看着毕克定,“你花这么多钱给我捐实验室,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毕克定关上门,拉了一把学生椅坐下。他用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里,他说了他能说的所有——那些在商业文件上不能写、在新闻发布会上不能说、在正常人类认知里根本不该存在的事。他尽量用事实陈述的方式,没有渲染,没有夸大。
陈远山一直站着。听到一半的时候,他放下了粉笔,拿起了茶杯。听到最后,他坐在了讲台的台阶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他沉默了将近五分钟。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刮得沙沙响,一片枯黄的叶子从窗台上飘进来,落在公式密布的黑板槽里。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稳,稳得连毕克定都意外。
“你研究过我。你知道他们对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项目被砍,论文被压,学生被调走。我已经三年没进过真正的实验室了。”他把茶杯放到一边,“我一直在等一个值得做的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你敢来找一个被踩到泥里的人,说明你要做的事足够难。太难的事,才值得做。”
毕克定看着他。他想起自己一年多前蹲在上海出租屋里收到辞退通知书时,窗外也有这么一棵树,叶子也是这样一片一片地落。他知道什么叫被踩到泥里。正因为知道,他才会来这里。
他把丝绒托盘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来,放在讲台上。一枚胸针安静地躺在深灰色的丝绒上。他把昨天在会议室里说过的话重新说了一遍——那些不能写在纸上的,关于这个团队的真正使命,它的目的远不止商业。
陈远山拿起那枚胸针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它别在白大褂的翻领上。别得很正,一丝不苟,像是给实验设备做校准。“你得把另外五个人也找齐。名单我列了一些,晚上发你。”
毕克定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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