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建梅先记下名字和地址，等下一批棉纱到了再安排。第二份钱用来改善家里的生活——他给娘买了一件新棉袄，绸面的，里面絮了新棉花，摸上去又软又暖和；给弟妹们一人做了一双新棉鞋；还买了半扇猪肉，挂在灶台上方熏着，预备过年的时候吃。第三份钱，他谁都没说，悄悄存进了一个陶罐子里，埋在窑洞炕角下面。那是他的“救命钱”——万一哪天市场有个风吹草动、订单断了、机器坏了，这笔钱能保证全家人在最坏的情况下还有一口饭吃。他爹活着的时候常念叨“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他那时候小，不太懂，现在懂了。
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走。机器的梭子日夜不停地飞，布匹哗啦啦地往下淌，订单排到了明年开春，棉花的库存堆了半间仓库。陆建设有时候早上起来站在车间门口，听着三台机器同时运转的轰鸣声，会觉得自己的心跳跟机器的节奏合在了一起——咔嗒咔嗒咔嗒，稳当，有力，不知疲倦。
但好景不长。
那年秋天，冀南平原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早霜。按往年的气候规律，霜期一般在十月下旬才开始，棉农有充足的时间把最后一茬棉桃采摘完毕。但这一年，九月刚过完，一场寒流从西伯利亚毫无征兆地压了下来。陆建设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气象部门的报告，说这场寒流的强度是近三十年来同期最强的，降温幅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连气象台的老专家都说没见过。冀南棉区正好在寒流的主路径上，气温一夜之间骤降了将近十度，地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棉田里那些还没来得及炸桃的棉株被冻得枝叶枯黄，棉桃僵在枝头，炸不开了。已经炸开的棉花品质也大幅下降——纤维变脆、色泽发暗、长度不足，捻在手里一揉就断，根本纺不了好纱。
消息传到陆建设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跟王德胜签下一季度的供货合同。合同摊在桌上，他刚拿起钢笔准备签字，赵春山那边的电话就打到了村支书家。村支书的小儿子气喘吁吁地跑到车间门口喊他，说有个姓马的打电话来找他，语气很急，说是什么棉花的事。陆建设放下笔跑过去接电话，电话那头是小马——赵春山那个收货的助手——的声音，语速比平时快了一倍，隔着电话线都能听出他声音里的焦灼：“陆哥，冀南那边出事了！寒流把棉花全毁了，赵经理让我通知你赶紧想办法囤货。现在市场上已经有人在抢棉花了，价格一天涨一毛，你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陆建设握着话筒的手紧了一下。他谢过小马，挂了电话，在村支书家的院子里站了片刻。秋天的阳光照在他脸上，暖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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