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收入的分成比例是五五开。
这个比例，在当时乃至现在看来，对代理方陆阳而言，都堪称极其优厚，因为这意味着他无需承担研发、运营、推广的巨额成本和风险，却能直接分享游戏流水的一半。
然而，对于拥有强大自有流量和推广渠道的企鹅公司而言，这个分成比例意味着他们从这款游戏获取的“净收益”相对比例是偏低的。
在商业逻辑中，一个平台的推广资源是有限的、宝贵的。
在面对多款需要推广的游戏时，平台自然会优先将资源倾斜给那些能为自己带来更高利润率、或更具战略价值的项目。
如果DNF因为五五分成，导致企鹅方算下来的“单用户推广收益”或“利润率”低于其他自研游戏或代理分成更优厚的游戏。
那么，在内部资源分配会议上，DNF的推广优先级就很可能会被有意无意地降低、延后，或者得到的资源支持“打折扣”。
这是一种潜在的风险。
企鹅或许不会明目张胆地违约，但在“投入力度”、“重视程度”、“问题响应速度”等弹性空间极大的方面，完全可以做出许多不影响合同文字、却实质影响游戏发展的操作。
其他与企鹅合作、但话语权不强的公司或个人，很可能就会吃这种“暗亏”，最终导致好游戏因为推广不力而埋没。
但陆阳不是“其他合作者”。
这也是他此刻有底气、也有必要打这个电话的原因。
与企鹅签订这份协议的人是陆阳。
企鹅的管理层或许敢于在其他合作方面前打些折扣、玩些花样，但当合作方是陆阳时，他们在动任何类似念头之前，都必须反复掂量，仔细权衡。
得罪陆阳，或者说让陆阳感到不满，是否值得？
会不会引发他们无法承受的后果？
原因在于，陆阳在企鹅公司的身份，远不止是一个外部合作伙伴或游戏代理方。
他是企鹅公司最重要的个人股东之一。
企鹅与阿里那种通过特殊合伙人制度确保创始人团队绝对控制权的架构不同，其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管理团队虽然经营有方，但资本的力量和股东的声音，尤其是大股东的声音，具有相当的分量。
陆阳作为持股比例极高的个人股东，对企鹅公司战略方向、重大决策乃至高管任免，都拥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和潜在的话语权。
只要他愿意，并且理由充分，他完全有能力在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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