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5日，星期五。中午11点45分。
纽约。曼哈顿。
在纽交所的交易大厅里，多空双方的拉锯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雷曼兄弟的股价在$4.80到$5.50之间剧烈震荡，每一分钟都有数百万股的成交量。
美联储昨天中午提供的那六十二亿美元PDCF，像是一针强效肾上腺素，虽然没能治好雷曼的致命伤，但至少在周五中午，它成功地把雷曼的心跳维持在了每分钟六十次。
“低于五块钱买雷曼就是捡钱”的论调在散户中几乎成为一个共识，甚至不少中小型对冲基金也入场抄底。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连串无声的、不留痕迹的电波，穿过了曼哈顿上空，精准地落在了华尔街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几张办公桌上。
瑞银集团（UBS）美洲区CEO罗伯特·沃尔夫正在他位于第六大道的办公室里，和苏黎世总部通电话。
电话那头正在讨论瑞银自身在次贷衍生品上的最新减值评估，数字很难看，博纳费（RBS）和阿克曼（德银）在欧洲面临着同样的监管压力。
就在他准备挂断电话时，他的秘书甚至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走了进来，脸色苍白得有些反常。
“罗伯特。纽约联储主席蒂姆·盖特纳的专线。”
沃尔夫向电话那头的苏黎世表示晚点再打过去，然后接过了专线。
“我是罗伯特。”
“罗伯特。我是蒂姆。”
盖特纳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遥远，伴随着一种像是在行进的汽车里或者走廊上通电时的嘈杂杂音。他没有寒暄，没有问候罗伯特的周末计划，甚至没有用他平时那种带着学院气的礼貌。
“今天晚上六点，纽约联储，三楼核心会议室。”盖特纳说。
沃尔夫靠在椅背上，眉头微微皱起。“蒂姆，今天是星期五。我们在苏黎世有一个——”
“必须到场。这是一件关于你们其中一个竞争对手的事情。”
盖特纳打断了他。
没有说“雷曼”。没有说“危机”。没有说“破产”。
但沃尔夫在华尔街待了二十四年，他太清楚这种极度克制、极度含糊、不留任何文字记录的电告意味着什么了。
“谁会去？”沃尔夫问。
“所有人。”
盖特纳说，“六点。别迟到。带上你的首席风险官，还有你们最保守的资产重估团队。别带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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