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杀人灭口,最重要的不是杀人,而是灭口,防止走漏消息。
如此大张旗鼓地张贴榜文,海捕文书,当众问斩,到时候沈通明一回来就查出来了。
“……最合适的理由,其实是勾结建虏,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先斩后奏的重罪。
伪造证据并非难事,这些天的确有人在城中张贴清军要来的揭帖,尤其我们还是无法证明自己身份的南迁难民。
如果是我,我就写勾结建虏,起码沈总兵不会起疑心。
可如果是河盗问斩,性质就彻底变了。
这等于是说,我明明知道河盗是需要你勾决的,可我偏要趁你不在的时候故意用这个蹩脚理由问斩,换你你不生气?”
徐芍娘这回终于来了兴致:“正值战时,沈总兵不一定为这点事跟他们追究啊。”
“确实如此,既然可以随便写个由头,为什么不写最无咎的呢?干嘛要得罪人呢?
就像别人突然来拜访的时候,你不想见,你是派仆役说主家病了无法见客,还是说主家不想见你你走吧。
虽然意思都是一样的,但凡是正常人都知道要说前者。”
也就是说,选择写勾结建虏的后果比写问斩河盗的后果更严重,甚至他们都没发现缪鼎言几人的盐贩身份。
但这是与现实情况相违背的。
方枝儿隐隐有一种预感,她已经渐渐触及到真相了。
虽然可能是随便想个由头,可随便却也能体现书写者内心的真实想法。
在可以写勾结建虏的前提下,他为什么不写勾结建虏?
要知道,这榜文甚至是县衙出的。
那些县衙老油子是刀笔吏,对文字是最敏感的,不可能在这上面犯这种低级错误。
那就有一种可能,写这句话的人不是在恐惧清兵而是在恐惧这句话本身。
“……他可能是在避嫌,他在做贼心虚,营兵或者说县衙里有人在勾结清军。”
徐芍娘仍是摇头:“你这太刻意了,全都是空想和假如,说不定就是一时糊涂写错了呢?”
“你听我说完,假设我是对的,我们接着往下推,他为什么会避嫌?”方枝儿走到榜文前,仿佛在与榜文对话,“避嫌,是因为做贼心虚,那为什么偏偏在这件事上做贼心虚?”
做贼心虚是有条件有程度的。
比如潘金莲与西门庆暗通款曲,随便一个陌生人来说你们通奸,潘金莲肯定不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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