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不知道严飞能不能收到,也许这条信息会被拦截,会被解读,会成为新的罪证,但他必须试一试。
因为他不仅是严锋,他还是严飞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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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某疗养院,三天后
严锋坐在阳台上,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南海,阳光很好,海风很暖,棕榈树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曳。疗养院的环境确实不错——独立小楼,专人服务,三餐营养搭配,每天还有护士来量血压。
当然,也有专人“陪同”,那两个人从不穿制服,也不挂任何标志,但严锋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走路的方式,看人的眼神,甚至连微笑的弧度,都透着职业的痕迹。
门被轻轻敲响。
“进来。”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三十出头,穿着格子衬衫,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看起来像某个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但严锋知道他不是。
“严锋同志,”年轻人礼貌地笑了笑,在他对面坐下,“住得还习惯吗?环境怎么样?”
“挺好。”严锋说:“谢谢关心。”
“那就好。”年轻人点点头,从包里取出一个平板电脑,“有几个问题需要和您确认一下,不会占用太多时间。”
严锋看着他,没有说话。
年轻人调出一份文件,开始读:“关于您与深瞳组织核心成员严飞的通讯记录,我们注意到在过去一年里,您与他有超过四十次加密联系;其中十二次,发生在深瞳与我国发生直接利益冲突期间,您能解释一下这些联系的目的吗?”
“工作交流。”严锋说:“我是元老会成员,了解深瞳的动态是我的职责。”
“职责?”年轻人微笑了一下,“您的‘职责’,应该是对国家负责,还是对深瞳负责?”
严锋沉默了几秒。
“这两者并不矛盾。”
“是吗?”年轻人调出另一份文件,“那您怎么解释这个?在今年三月深瞳与我国香港金融对峙期间,您与严飞的一次通讯中,提到了‘父亲当年就是走得太远而被抛弃’,这句话,是在警告他,还是在暗示他如何应对?”
严锋的手指微微收紧,他记得那次通话——他试图劝严飞妥协,但严飞拒绝了。
“是劝他冷静。”他说。
“劝他冷静?”年轻人重复了一遍,“可您的措辞是‘父亲当年就是走得太远而被抛弃’,这听起来不像劝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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