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第三审判庭外的走廊，即便铺着厚实的地毯，也吸不尽那份无处不在的、由焦虑、肃穆和漫长等待共同酿造出的沉重气息。空气里有旧木头、羊皮纸卷宗和隐约汗味混合的复杂气味。谢知行靠在冰凉的大理石墙壁上，深蓝色法官袍的领口被他无意识地松开了些，露出里面一丝不苟的衬衫和暗灰色领带。他手里捏着一份刚打印出来、还带着机器余温的合议庭评议笔录，目光放空地望着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雕着獬豸图案的厚重大门。
门内，关于那起跨国知识产权侵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的庭审刚刚结束。整整六个小时的唇枪舌剑，双方代理律师引经据典，将一个个晦涩的法律术语和复杂的技术事实像炮弹一样互砸。作为负责本案记录的法官助理，谢知行必须全程高度集中，捕捉每一个关键陈述、每一次有效质证、每一句可能影响判决的法官提问，并将它们准确、扼要地转化为书面语言。他的大脑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处理器，耳膜里还残留着双方律师因为激辩而拔高的声调，以及审判长那沉稳但不容置疑的法槌敲击声——“咚”、“咚”，每一下都像敲在紧绷的神经上。
他需要几分钟，让高速运转的思维冷却下来，让被法条和证据塞满的头脑重新呼吸一点“人间的空气”。手指无意识地捻着那份笔录的边缘，纸张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走廊另一头，穿着同样深蓝袍子的书记员小赵快步走来，手里抱着一大摞新调取的证据材料，对他匆匆点了点头，又消失在另一扇门后。这就是他的世界，一个由《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伯尔尼公约》等无数条款构筑的、追求绝对逻辑和确凿证据的精密世界。在这里，每一个主张都需要证据支撑，每一个推论都需要逻辑链条，感情用事是最大的禁忌。
他轻轻呼出一口气，正准备返回办公室开始整理那浩瀚如烟的庭审记录，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不是工作群的@，也不是法院系统的通知，而是一条私人短信。发件人显示“沈佳琪”。
谢知行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他点开，屏幕上只有寥寥两行字，没有称呼，没有落款：
“梅雨停滞于窗沿
一只蜗牛，爬上失效的契约
墨迹未干”
谢知行愣住了。不是工作联系，不是日程确认，甚至不是一句寻常的问候。这是一首……俳句？他不太确定。十七个汉字，分三行，意象破碎而跳跃：梅雨、窗沿、蜗牛、契约、墨迹。每个词他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却像一道没有给定条件的谜题，让他这个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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