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三遍。有些事，我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他把烟按灭在搪瓷缸里，“所以我来了。”
第二天，调查组继续走访。第二天，第三天。七天时间，跑了四个县，见了二十多个个体户。有做衣服赔光了本钱的，有跑运输被扣了车的，有开饭馆被各种检查逼到关门的。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眼睛都一样——焦灼的，不甘的，又带着点卑微的希望。
最后一天下午，在回程的车上，郑组长忽然问陈建国：“如果让你给省里提一条建议，你提什么？”
陈建国看着窗外飞逝的田野。麦子刚收完，地里留着金黄的茬子。半晌，他说：
“能不能定个规矩——要罚我们，先把规定说清楚；要管我们，先听听我们为啥这么干。”
郑组长点点头，没说话。
调查组离开的那个早晨，天晴了。阳光照在湿漉漉的土路上，蒸腾起白色的水汽。方主任上车前，握住陈建国的手：
“报告会如实写。至于结果……要等。”
“我明白。”
“还有，”她看了看周围，声音压得更低，“注意安全。这段时间，少走夜路。”
吉普车开走了。陈建国站在路边，直到车消失在尘土里。
回到示范基地，王老栓正在等他。
“咋样？”
“该说的都说了。”
“那就好，那就好。”王老栓搓着手，“刚才梁书记秘书来电话，说县里要开大会，讨论支持个体户发展的事儿。让你准备发言。”
陈建国点点头，往蘑菇棚走。菌棒上，第一茬蘑菇已经冒头了，灰白色的小伞，挤挤挨挨的。
他蹲下来，摸了摸。还是凉的，但这次，他感觉到温度——那种从内里透出来的，生长的温度。
手机响了，是陌生的省城号码。
接通，是一个沉稳的男声：
“陈建国同志吗？我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你的报告，领导批示了。有些具体政策，想再听听你的意见。下周二，方便来省里一趟吗？”
风吹过棚子，塑料布哗啦啦响。阳光从缝隙漏进来，照在那些初生的蘑菇上，照在陈建国手上。
“方便。”他说。
挂掉电话，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远处，村小学的旗杆上，红旗在晴空里飘展。更远处，是刚刚翻耕过的土地，黝黑，湿润，等待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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