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研究所的小会议室，空气里弥漫着旧书、新茶和某种无形压力的混合气息。
椭圆形的红木长桌边坐了十几个人，大多是两鬓斑白的学者、法官，也有几位正值盛年的司法官员。沈静渊坐在靠后的位置，面前摊开一本素雅的笔记本，姿态恭敬而沉静，像一株悄然生长的植物，几乎不引人注目。
她是这里最年轻的面孔，唯一的“旁听生”。父亲沈牧之的名额给了她一道门缝，而她需要用绝对的专注和得体的沉默，来证明自己配得上坐在这里。
今天的议题是“民法典时代惩罚性赔偿的司法能动边界”。发言者正在阐述一个观点：应基于被告的主观恶性与获利情况，大幅提高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比例与金额，以彰显民法典的“威慑与教育功能”。
逻辑清晰，数据支撑看似有力，引来了几位实务派法官的赞同。
沈静渊低头，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下几个词：「恶性-获利-比例」。笔尖停顿，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发言继续，气氛热烈。支持者认为这是“激活”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利器，反对者则担忧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可能导致“惩罚失衡”，甚至引发新的不公。
讨论似乎陷入僵局，在“多罚”与“慎罚”之间摇摆。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目光矍铄的老教授，环视一圈，声音平和却带着重量：“惩罚性赔偿，罚的到底是什么？是行为，是后果，还是某种需要被矫正的市场或社会失衡状态？这个‘性’字，除了惩罚，是否还包含了‘界定’与‘示范’的意味？”
问题抛出来，会议室安静了片刻。
这时，沈静渊轻轻举了一下手。动作很轻，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足以让所有人注意到这个一直沉默的年轻女孩。
老教授目光投过来，带着一丝探寻：“后面那位年轻同志，有什么想法？”
所有人的视线聚焦过来。有好奇，有审视，也有不以为然。
沈静渊站起身，没有拿稿子，只是微微向前倾身，让自己的声音能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
“谢谢老师。”她先向主持的老教授微微颔首，然后目光平静地扫过与会者，“刚才各位老师的讨论，让我很受启发。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边界’，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思考，可能更多是从制度逻辑的‘起点’去回溯。”
她声音不大，但吐字清晰，语速平缓，带着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沉稳。
“我们讨论‘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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