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被爱情和一种想要“自主选择”的叛逆感冲昏了头脑。她觉得父母过于理性，甚至冷酷，用“效益”和“风险”来衡量感情。她第一次如此激烈地反抗：“我不是你们规划好的项目！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周屿他很努力，也很有能力，我们会一起创造未来的。”
争吵，冷战，妥协。最终，沈牧之只扔下一句话：“路是你自己选的。但你要记住，任何选择都有代价。你放弃的不是一次出国机会，而是某种可能性，以及为此投入的沉没成本。希望将来你不会后悔。”
她没有出国。选择保研本校，理由是想“更扎实地打好国内法基础”。周屿毕业后创业，经历几次起伏，最终进了现在的公司，稳步上升。她研究生毕业时，周屿的工作刚稳定，提出想结婚，也希望她早点工作，一起为小家奋斗。
父亲沈牧之再次提出，可以推荐她去熟悉的顶尖律所，或者报考法院、检察院。以她的学历和能力，起点不会低。
但周屿觉得，律所太累，竞争激烈，应酬多；公检法固然体面，但初期收入也有限，而且“你一个女孩子，在那种系统里混，没背景也挺难的”。他暗示，希望她能找个“稳定、清闲、有时间照顾家庭”的工作，同时提出了另一个建议：“要不你考公务员吧？我打听过了，有些岗位专业对口，工作规律，社会地位也不错，正好也符合你爸对你的期望。”
“考公”这个折中的选项，就这样摆在了面前。它似乎能平衡各方的要求：父母希望的“体制内稳定工作”，周屿希望的“规律清闲”，以及她自己……她自己当时想的是，只要能从事和法律相关的工作，在哪里起步似乎都可以接受，更何况，她不想再让周屿为难，也不想再和父母起冲突。
她答应了。以为凭借自己的学习能力，这只是一场短暂的过渡。
没想到，这场“过渡”持续了两年。第一年，她高分进入面试，却因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在面试环节被更有社会经验的对手翻盘。第二年，她报考了竞争更激烈的核心岗位，笔试再次第一，面试却遇到了难以言说的微妙情况，再次折戟。
连续的失败，消耗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信心，以及周围人的耐心。周屿从最初的安慰支持，渐渐变成“怎么又没成？”的质疑，再到如今“要不就算了”的劝退。父母的电话里，担忧越来越多，却不再轻易给出建议，怕给她压力，也怕激起她的逆反。
而她，则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放弃了父母提供的所有捷径，背负着“不听老人言”的潜在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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