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骨骨折患者,术后三个月,接骨板在体内断裂,骨折端移位,刺破股动脉,大出血死亡。
胫骨平台骨折患者,术后两个月,接骨板螺钉松动,骨不连,二次手术取出时发现接骨板表面已有肉眼可见的裂纹。
脊柱内固定系统,术后感染,高烧不退,最终多器官衰竭死亡——感染源头被追溯至植入物包装密封不严,术中污染。
每一起事故背后,都是一条或几条人命。
每一起事故,刘振华都“处理”过。
压下报道,协调赔偿,修改事故鉴定结论,将“产品缺陷”改为“患者个体差异”或“术后护理不当”。
然后,“康健”公司的产品继续上市,继续销售,继续植入一个又一个患者的身体。
作为回报,赵康会定期往刘振华指定的账户里打钱。
有时是现金,有时是“咨询费”,有时是“项目合作款”。
金额从最初的五万、十万,到后来的三十万、五十万。
刘振华的账户像滚雪球一样膨胀。
他在市中心买了三套房,送儿子去了澳洲读书,给妻子开了家美容院。
生活光鲜亮丽。
代价是那些死在手术台上,或者术后在痛苦中挣扎许久才断气的陌生人。
刘振华第一次“处理”事故,是六年前。
那时他刚当上监管科副科长,手里有点小权,但还没到能决定生死的程度。
“康健”公司也还只是个小型加工厂,做点低端的骨科耗材,质量一般,但价格便宜,在某些基层医院有点市场。
那天下午,赵康拎着一个黑色手提包,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
包很沉,放在桌上时发出闷响。
“刘科长,一点心意。”赵康脸上堆着笑,眼角皱纹挤在一起,“听说您儿子要出国了?这点钱,就当是叔叔给的赞助。”
刘振华没动。
他看着那个包,拉链没拉严,露出里面一沓沓红色的钞票边角。
“赵总,你这是干什么?”他的声音很平静。
“没什么,交个朋友。”赵康坐下来,自己给自己倒了杯水,“其实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请刘科长帮帮忙。”
“你说。”
“我们厂子前段时间出了一批接骨板,有个患者用了,术后感染,没救过来。”赵康的语气轻描淡写,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家属闹得厉害,说要告我们。其实这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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