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重庆，顾家客厅。
顾家生坐在主位沙发上，虽然在家，但依然一派军人的坐姿，当然比起在正式场合，此刻的他稍显随意。沈疏影就坐在他对面，打开笔记本，钢笔握在手中，姿态专业而从容。白青瑶则安静地坐在稍远一些的靠窗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似看非看，目光偶尔掠过正在交谈的两人。
“顾将军，再次感谢您接受《申报》的专访。”
沈疏影微微一笑，笑容得体。
“现在全国民众都十分关心前线局势，首先想请您谈谈，您对目前抗战的整体态势有何看法？我们最终能否赢得这场战争？”
开篇是一个非常主流且正面的话题。
顾家生神色微微一正，答案是标准化的，却又带着他个人的印记：
“日寇虽一时猖獗，但侵华战争非正义之战，失道寡助。我华夏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岂会被暴力所征服？尤其是这区区三岛倭奴？抗战前途必然是光明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但这胜利，需要全国上下同心同德，需要前线将士浴血奋战，更需要后方民众的鼎力支持。”
他的语气铿锵有力，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沈疏影认真的记录着，时而点头，不久后她又接着问道：
“顾将军所言极是，同心协力至关重要。那么，在您看来，除了正面战场国府军将士的英勇抵抗外，敌后战场的形式，比如广大沦陷区民众自发或有组织的抵抗，对于整个战局，是否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个问题稍微深入了一些，触及了“有组织的抵抗”，但放在当时“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大背景下，倒也并不出格。
顾家生目光微凝，深深看了沈疏影一眼，见她眼神坦荡，仿佛只是随口一问。他略作沉吟，答道：
“这是自然，战争并非只有两军对垒。敌后民众的抵抗，无论是破坏交通、袭扰据点，还是传递情报、抵制日货，都如同无数细流，最终能汇成淹没敌人的汪洋大海。这些行动都极大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和资源，使其无法全力投入正面战场，作用不容忽视。”
顾家生的评价依然客观而正面，并未特指任何特定政党或组织，但认可了敌后斗争的重要价值。
沈疏影笔下不停，继续追问，问题更加具体。
“将军认为，未来战局的发展，除了军事上的较量，是否还有其他关键因素？比如，民心向背、经济持久力、乃至国际形势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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