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审稿时发现：王川写的太过于实务化，如果不是奋斗在劳动领域一线的律师只能照本宣科，甚至有些问题是有争议的，各地又执行标准不一，所以谁拿到稿子都发怵，更可气的是不管谁发言都会成为远方律师事务所的代言人，这样的稿子自然不入上面的法眼。
另外一位是个大学教授，他写的东西太理论化，在学校给学生看看尚可，会上发言只能呵呵了，在吴承看来他就是在哄弄事；本来象牙塔内的人就清高，吴承一打电话，对方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都是老狐狸玩什么聊斋啊，人家自然能应付就应付，过得去就行了，谁会认真写，再说了写好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给别人做嫁衣。
最后那位是个老律师，是体系内出来的人，原来就是耍笔杆子的，写东西很有一套，这些年虽然不怎么做劳动业务了，但是却很懂上面的意思。他写的东西也符合上面的心意，但是却缺少新意。
今天研讨会一开始，各方就亮出了大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想在大会上露个脸，看看相似的问题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是怎么处理的，虽然法律体系不同，但是并不妨碍大家相互借鉴和参考。
国内的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但是很多法律法规，比如公司法、知识产权法、信托法等却参考了英美法，谁叫人家在相关领域更成熟呢。
就拿信托法来说，美丽国在独立战争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信托业务，国内二零零一年颁布《信托法》时，美丽国的信托法已经发展的想当成熟和完善，给国内的信托法和相关规定的出台提供了很多参考。知识产权法的发展也是如此，多是借鉴的国外相关法律规定。
所以不同法系之间除了程序上的差异外，实务上都是有相互借鉴的可能的，法学理论上也是如此。
之所以让王川上场发言，并不是上面高风亮节，把出风头的机会让给了他，而是因为今天的发言结束后，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下面的人可不管你是谁，真问啊！问起来恨不得刨祖坟，这种情况下如果派个不合适的人上去发言，万一被问住了，岂不把老脸都丢到国外去了。
大家来参会不过是来露个脸，事后也好发给微博、微信说自己参加了国家研讨会，吹嘘一把，犯不着非得上台去窝头翻跟头—现眼！
很快便轮到了王川登场，上台后，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心里不紧张那是瞎说，最主要的是之前王川没有心里准备，完全是奔着打酱油来的。
按照打酱油的程序，入场后先与写着大会名字的荧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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