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末总结的报告上，少府是没法在当年的入项一栏，写上‘帮了太子/天子一个忙，使其记了少府一个人情’的。
少府唯一能体现政绩、能拿的出手的成绩，便是盈利。
于是，少府便在尽可能不违背——至少是不破坏刘荣布局的前提下，争取通过官营粮米，来谋取最大的利润。
比如，刘荣说粮食的收购价，至少要在二十六钱每石；
于是，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少府再也没有以高出二十六钱哪怕一钱的价格买入粮食。
每年几千万石，十几年，累计数万万石的粮食流水，购入价是统一的二十六钱每石。
一钱不多，一钱不少，且从不曾改变！
刘荣又说，要让老百姓随时，都能买到价格不超过三十钱每石的粮食。
于是同样的——过去十年，少府内帑都以每石三十钱的价格，向关中百姓卖出了数以万万石计的粮食。
没有超过刘荣划得‘每石三十钱’的红线，也没有低于这条红线哪怕一钱。
你能说，少府违背了刘荣的命令吗？
显然不能。
刘荣说收购价不低于二十六钱，他们做到了；
刘荣说出售价不高于三十钱，他们也同样做到了。
非要说他们有什么不对，那也就是在刘荣给出的范围内，踩着最极致的红线，为自己谋取了最大的利益。
或者应该说，是为少府内帑谋取最大利益，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政绩。
这，就是政令出了长安就剩‘六’。
到了君县地方，变成三、四，也是轻而易举的。
——什么大斗进小斗出，什么新米进陈粮出，基层玩儿的都是驾轻就熟，仿若生来就会。
等到了底层民众面前，原本满满善意的粮食官营，愣是成了老百姓都没多少体感——至少感受不到明显受益、受利的举措。
或许这么说有点夸张。
但对于封建时代，绝大多数政令而言，这，却是稀松平常的事。
这还是刘荣这个穿越者皇帝在位；
这还是关中，皇城脚下；
未来，若粮食官营普及天下，到了关东——到了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还指不定要闹出什么幺蛾子。
哪怕到时候，搞出天子说十，丞相说八，出长安剩六，到地方剩三，关中老百姓知道一，关东老百姓感受到负一的事儿，刘荣也丝毫不会觉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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