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厂1983年度先进工作者”，红纸金字，边角褪色了。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坐下。窗外有人在放炮仗，噼里啪啦的，远处有孩子在喊：“过年啦！”
父亲端起酒杯，里面倒的是散装白酒，两块钱一斤。他左手端杯，右手还在腿边抖。他没看我，看着窗外。
“省城……”他说，“比江城大。”
“嗯。”我夹了一块回锅肉放进嘴里，辣椒炒得焦香。
父亲把酒杯放下，转头看我。他的眼睛很亮，五十多岁的人了，眼白有些发黄，但瞳仁还是黑的，像两颗没打磨的石头。
“灯还亮着。”他说。
我的手停在半空。
这句话。父亲在江城的家里说过同样的话。那时候我走投无路，父亲坐在黑暗里，看着窗外，说：“灯还亮着。”
现在，在省城的出租屋里，他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他。他不再说了，低下头，用左手拿起筷子，夹了一个饺子，送进嘴里。咀嚼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母亲看看我，又看看父亲，没说话。炜婷低头扒饭，假装没听见。
但我知道父亲的意思。
江城的路走完了，省城的路刚开始。灯还亮着，说明前方还有路，还有人，还有事等着我去做。
吃完饭，炜婷帮母亲收拾碗筷。父亲坐在椅子上打盹，头一点一点的。
我披上棉袄，推开阳台的门。
阳台上堆着几箱没拆封的货，蜂窝煤靠墙码着，绳子上晾着母亲的围裙。我站在栏杆前面，看着远处的灯火。
省城比江城大十倍，灯火也多了十倍。远处国贸大厦的霓虹灯还在亮，红绿交替，把夜空染成暧昧的颜色。更远处，长江大桥上的路灯排成一条直线，像是有人在天上画了一道。
我从贴身口袋里掏出父亲的笔记本。
牛皮纸封面，边角磨得更破了。翻开最后一页，上面是父亲1991年最后一条记录——“12月31日，搬家省城，房租八十。”
我在下面另起一行，用圆珠笔写下：
“1991年。7家店。8.4万。1992年目标：30家店，50万。”
写完之后，我把笔盖上，纸页上的墨迹还没干透，泛着光。30家店，50万。在省城，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郑东海会把我当成真正的对手，意味着阿黄的仓库要扩大三倍，意味着我要招至少二十个伙计，培养三个片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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