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具体。要具体到一个人站在效能评分公开栏前面，看到自己的名字、自己和周围人的差距——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是数据差异，是人格上的被贬低。法律在那一刻要保护的是什么。秦铭说他在急救中心做志愿者时接过一个病例——一个务工人员因为用工单位公布全员效能排名、排在最末位被同事喊了几个月外号后服了大剂量安眠药。洗胃后他在急救床上用手遮挡眼睛不让护士看到他哭。秦铭说没有人因为这件事起诉——因为用工单位没有违反任何现行法律。他问赵豫章，如果需要他以此为案例写进立法预研报告的建议部分，他需要当时那些医护记录的解封授权。赵豫章没有回答。窗外立夏将至的阳光正穿过长安街上的梧桐树叶，在地毯上投出被树叶边缘剪成碎块的光斑。
飞升积分制的全国性后果不是以官方发布的形式推出的——工信部正式试点方案要到立夏后才会公布——但后果不需要等待正式方案。过去一年里积累的所有安全事件和所有关于“赋能vs公平“的社会分裂，在飞升积分这个词语被释放到空气中的那一刻起，就在各自的裂缝里开始了定向生长。
谷雨后第四天，韩国的一家科技媒体通过自己的消息渠道独立核实了合众国飞升积分制方向性表决的部分细节，并附加了国际情报报告中关于动态船坞和脑控终端的最新进展的摘述。报道的标题直截了当——《追赶游戏升级：合众国以“效能可见度“回应多国技术进步》。报道指出，合众国的飞升积分制在逻辑上与周边多个国家的“国民效能提升计划“存在结构性的相似——都是通过将神经效能数据与公民社会承认挂钩来推动神经接口在社会层面的系统化普及。不同的是，其他几个东亚国家的类似制度更多依赖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动，而合众国的飞升积分制在形式上选择了“自愿不强制的“路径。这家韩国媒体最后评论道——“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看，'不强制的'这一表述在历史语境中往往意味着两件事：在制度设计上是真实的，在个体感知上也是真实的——但两者真实的方向相反。“
这篇报道被翻译成合众国的官方语言后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扩散。反对者引用它来证明飞升积分制是在“模仿那些搞强制的国家“；赞同者引用它来证明“连国际媒体都承认追赶是客观需求“；中立者则在评论区写了一个问句——没有支持任何一边——“有人注意到这篇报道引用了郭镇在谷雨会议上提交的情报数据吗——那些数据是绝密的。谁把它们透露给了国际媒体。“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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