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一个人给出标准答案，但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在说同一件事——那个命题不是过时了，是需要被重新活过一遍。
林晚晴把手机屏幕按灭，站起来走到窗前。操场上体育课已经散了，几个学生坐在长椅上聊天，有人手腕发光，有人没有。那些光点在不那么亮的操场上若隐若现，像是被风吹动的零星火炭。她想起很久以前她第一次在课堂上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方书白举手，她让他先记住这个问题。现在丁一宁要去哲学系问新的问题了。窗外的梧桐树在风中轻轻晃动光秃秃的枝条。她走回办公桌前，翻开下一本作文本。
十一月，韩世清在办公室里接到了方涵的电话。方涵的语气比平时更谨慎，像是先在脑子里把话反复过了好几遍才拨号。“韩部长，有个事。中枢决议会办公厅的周副议长那边给了一个非正式的口头信号——中枢正在考虑在明年适当的时候调整决议会成员构成，可能会从部委系统选拔一位在科技或教育领域有较深经验的同志进入中枢。周副议长没有提具体名字，但他说了一句——‘中枢需要既懂临界阈值逻辑，又能在每季度持续更新数据的人。’”
韩世清拿着话筒，没有立刻说话。周济桓在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坐了十几年，他的话从来不多，但每一个字都带着分量。韩世清沉默了几秒。窗外长安街上的车流在秋日午后安静地流动着，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条在风中轻轻晃动。他知道周济桓这句话不可能是随便说的。“方涵，这事还没有正式列入议程。但中枢确实在考虑后续安排。”他顿了顿，“我会跟部长商量，提前做一些内部推演——包括赋分制下一阶段的政策延续性。此外，我个人也有意愿推荐你作为下一任基础教育司司长的候选人。你之前在部际协调会上的发言，中枢那边是听到了的。你的判断力和平衡感，在这个系统里不容易被替代。”
方涵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走廊里有人在打电话，声音从门缝里飘进来，断断续续。她说：“韩部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您身体还好吗？”
韩世清把电话换到左手，右手拉开抽屉，取出速效救心丸的药瓶。这瓶是上个月新开的，现在已经空了将近一半。他把药瓶放在桌上，瓶底磕出很轻的声响。“还撑得住。”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然后他补了一句——“但你说得对，需要有人接棒。赋分制不是我一个人的，它需要人继续守。你上次在会上说‘用一代青少年来换取下一次全球技术竞赛的起点’——那句话不是一句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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