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连标准制定的参与权都可能丧失。”
宋怀之没有等周济桓说完就放下了笔。这是他在中枢决议会上极少数的失态——不是愤怒，是那种当一个科学家听到自己最担心的风险正在被系统性回避时，压抑不住的焦虑。
“周副议长，”他说，声音明显比之前高了半格，但很快被他压了回来，“你的分析在宏观战略层面上是成立的。但有一个技术上的事实我需要纠正。”
他翻开文件夹，找出一页数据。
“你刚才说——‘安全数据本身需要技术在真实环境中运行才能积累’。这句话在医药监管领域是正确的，但在神经接口领域，特别是青少年侵入式接口领域，有一个致命的前提假设。医药领域里，真实环境指的是标准的临床试验——有伦理审查、有知情同意、有对照组、有数据监查委员会、有预设的退出机制。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包括正规渠道——没有任何一个手术是在这套框架里做的。”
他翻到下一页。
“正规医院的青少年植入手术，使用的是厂商提供的临床方案，不是独立的临床试验方案。厂商的临床方案不需要经过伦理委员会的独立审查——因为目前的法律没有要求他们必须走这条路径。他们只需要通过医疗器械注册，而医疗器械注册的技术标准是针对通用神经接口的，不是专门针对青少年的。青少年的脑和成年人的脑是两个不同的生理实体，但我们的注册标准没有对这两者做出任何区分。”
他把文件合上，看着周济桓。
“所以你刚才说的‘让技术在真实环境中积累安全数据’——翻译一下，就是让更多的孩子在不受独立伦理审查保护的情况下，成为厂商的数据积累样本。这不是‘真实环境’，这是‘没有安全网的试验场’。市场力量推动技术走向成熟的过程，在理论上是一个不断迭代优化的过程，但每一次迭代的测试对象，不是动物模型，不是成年志愿者，是还没有完成神经发育的青少年。”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我国在医疗技术监管领域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任何一项医疗新技术的推广，如果在早期阶段缺乏严格的独立审查，后续要付出的代价往往不是在同一个技术代差内能补救的。这不是伦理问题。这是技术风险评估的基本法则——当试验对象的长期安全性尚未被充分证实之前，试验对象的人数越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越大。”
他戴上眼镜，声音放缓。
“我补充这些，不是在反对不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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