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工具化自我指涉。”周启明在白板上写下一个缩写：TIS。“这是一个心理测量指标，最初用于评估成年义体用户的异化程度。我们发现，在青少年植入者中，TIS指数的上升速度比成年人快得多。他们在术后三个月内就开始用技术术语描述自己的感受——不说‘我累了’，说‘我的疲劳指数偏高’；不说‘我很难过’，说‘我的情绪调节模块需要休息’。这种语言变化不是表面的。它反映了一种更深的东西——他们把‘自我’体验为一个需要管理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不能被分解的人。”
他放下记号笔，转身面对长桌。
“回到李委员的问题。技术上，这套东西确实能大幅提升考试表现。但它有风险——不是‘可能’有风险，是‘已经’有风险。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包括排异反应和TIS指数上升；另一类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包括神经发育的长期影响和人格形成期的潜在干扰。这两类风险，目前没有任何一家科技公司在它们的宣传材料里主动披露。”
“至于孩子们以该方式参加大考这种事——”周启明看了一眼李明兰，目光平和，没有特殊的含义，甚至有些怜悯之意。“——我个人的建议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不要让孩子做介入式植入。不是因为我在方法上反对它，而是因为从纯粹的医学风险评估角度看，收益和风险的比例还不够清晰。但如果更多孩子都去做了，这个计算就要重新做。那不是医学问题，是博弈问题。”
他说完，回到座位上。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李明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她端起了桌上的茶杯——动作很稳，但她把杯子端到嘴边的时候，嘴唇没有碰到茶水，又放下了。
她在想什么，在座的人大概都知道。
赵维之也点了点头，但他的眉头依然皱着。他意识到一件事：这场讨论正在滑向一个他不希望看到的方向。他提出的是“这是一场灾难的前奏”，周启明回答的是“技术上确实有效，但有风险”——这两种论述放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它们同时成立，却指向不同的结论。他的论述指向“必须禁止”；周启明的数据却暗示“禁止”可能已经不具备操作性了——因为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有效，而且风险在个体层面不是必然的，那么总会有足够多的人选择冒险。而一旦选择冒险的人达到了某个临界数量，禁止就变成了社会上的不可能。
他从周启明的数据里看出了这一点：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的提升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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