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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阿爸那个人，瞧着吓人，其实心软得很。”
白玛托着腮，眼底漾着温柔的光，“路上捡了只断腿的小鹿，能抱在怀里走三天三夜。”
时官切菜的手顿了顿，他对阿爸这个称呼依然生疏，但听白玛讲的次数多了，心里那个模糊的影子渐渐有了轮廓。
晚上是他们俩固定的说话时间。
墨脱的夜来得早，天黑透了之后，院子里只剩一盏酥油灯和一炉炭火。
白玛裹着厚毯子坐在藤椅上，时官搬个小马扎坐在她旁边，有时候帮她捶捶腿，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安静地听着炭火哔哔作响。
白玛会问他在学堂里学了什么，问外面是什么样，老师教给他什么。
时官就一句句答，能说多长说多长，白玛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插两句打趣。
第三年的时候，白玛的身体开始明显走下坡路了。
藏海花的毒性终究是累积的，即便有时苒留下的丹药撑着，也抵不过时间的侵蚀。
她走路开始喘得厉害，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歇，有时候夜里会咳醒，咳得整个人蜷成一团。
时官就住在隔壁，一听见动静就端温水过来，扶着她的后背给她顺气，等她平复了才轻手轻脚地退出去。
白玛心里清楚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可她从来没在时官面前显露过半丝阴郁。
她照常笑眯眯地教他藏语，教他认药材，晒太阳的时候，她织着那件好像永远织不完的衣服，纳着永远纳不完的鞋子。
她跟时官说，等她走了，他要替她好好活着，去走她没走过的路，去看她没看过的海。
“你阿妈这一辈子，最远就到过墨脱。”白玛摸着时官已经过肩的长发，“你不一样，你能走很远很远。”
时官低着头不说话，鼻尖酸得发烫。
第四年的深秋，白玛教时官用羊皮绳编了一个小挂坠，青绿色的松石珠子串在正中间，和她后来给他的那对耳坠是同一块料子。
“这个你自己留着。”白玛把编好的挂坠挂到他脖子上，“保平安的。”
时官低头看着胸前那抹温润的绿，喉结滚了滚，“阿妈……”
第五年春天，雪还没化完，白玛是在一个清晨走的。
那天早上她难得精神很好，自己坐起来喝了半碗粥，时官去洗碗的功夫，回来的时候她靠在窗边，已经合上了眼，唇角还带着一点浅淡的弧度，像睡熟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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