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模糊的‘扣押物’，变成一个明确的、有法可依的‘国际追索请求’。这会在美国官僚体系内部制造一个必须被处理的议题，会吸引国会、媒体、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会成为一根刺，扎进他们原本可能想低调处理、甚至内部消化（比如通过民事没收程序最终拍卖）的算盘里。”
她顿了顿，目光锐利：“更重要的是，这会为我们争取时间，制造烟雾，分散注意力。当国务院、司法部、FBI的艺术犯罪组、HSI、甚至国会某个关注文化遗产的委员会，都开始过问这三件‘中国国宝’时，某些人（她意指隐门及其背后的保护伞）想要在暗处操作，将文物‘消失’或‘转移’的难度就会呈指数级增加。而放射性标记这个意外，虽然增加了复杂性，但也使得任何对文物的不当处理，都可能引发更大的‘国家安全’质疑，这反而可能成为我们的保护层。”
那位前外交官，一位头发银白、气质沉稳的老者，缓缓开口：“伊莎贝拉女士，您说得对。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美方完全可能以‘案件涉及正在进行的国家安全调查’、‘文物是重要证据’、‘需优先进行反恐和反扩散调查’为由，无限期延迟甚至拒绝启动正式返还程序。他们甚至可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或其他行政命令，将文物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资产’直接冻结。法律程序，只是我们手中的一把剑，能刺破对方的防御，但未必能一击致命。我们需要更多的杠杆。”
“杠杆会有的。”苏瑾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渐渐散去的晨雾，以及远处联合国万国宫朦胧的轮廓，“第一，国际舆论。我们已经联系了《纽约时报》、《卫报》、BBC、法新社等国际主流媒体中，长期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归还议题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一份关于‘美军在地中海反恐行动中意外截获中国失窃千年国宝，中国正式启动追索程序’的新闻稿，正在精心打磨，会在适当时机——比如美方收到我们的正式文件后，但尚未做出公开回应前——由多个渠道同时发布。标题要醒目，内容要客观，但立场要清晰：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支持物归原主。”
“第二，学术与专业机构。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世界各大博物馆的东方部、顶尖大学的艺术史和考古学系……我们的人正在同步接触，提供经过审核的证据摘要，争取联署声明或专业意见支持。学术界的压力，有时比政治喊话更有力。”
“第三，”苏瑾转过身，目光扫过众人，“我们手中有达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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