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是如何从原持有者那里转移到斯坦因手中，其流转过程是否完全符合当时的（以及后世认可的）伦理与法律标准，并不是他们优先关心的问题。斯坦因提供的探险报告和购买记录（那寥寥几笔关于支付给王道士银元的记载），已经被当作合法来源的充分证明归档。
托马斯将绢画重新用棉纸包好，放入指定的编号抽屉。他并不知道，那行被他留意到的题记，在百年之后，会被一位中国学者通过高清数字影像发现并解读出来，其内容并非寺庙标记，而是一位唐代敦煌本地供养人的悲愿，记述了家族在战乱中竭力保护此像、最终不得不密藏于石室的简略经过。这行字，将成为这幅绢画“基因图谱”中，关于其“前斯坦因时期”生命轨迹的一个关键数据点，也成为控诉其被以“研究”为名剥夺原有文化语境的一个微小却有力的注脚。
在另一个区域，一些非文书类的“杂项”物品被分拣出来。其中包括几块橘瑞超从敦煌带回的“黑色金属块”和“奇异骨片”。它们看起来灰扑扑的，毫不引人注目，与那些精美的绢画、写本形成鲜明对比。负责整理的中年管理员拿起一块金属，掂了掂，又用手指敲了敲，发出沉闷的声音。
“这算什么？矿渣？还是什么破烂法器？”他嘟囔着，看向旁边一位稍懂东方文物的同事。
那位同事瞥了一眼，摇摇头：“谁知道呢。那个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塞进来的。说是可能有‘古老宗教意义’。我看就是些垃圾。不过既然登记了，就按‘疑似仪式用品’或‘原材料标本’处理吧。放在‘杂项-材质不明’那个柜子角落里好了。反正也没什么人会对这些感兴趣。”
于是，这些后来被某些研究者怀疑可能蕴含不寻常信息、甚至与“貂蝉”项目寻找目标存在模糊关联的“异物”，就这样被草草贴上标签，塞进了大英博物馆浩瀚库房中最不起眼的角落，与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未被充分理解的“奇怪”物品一起，陷入了漫长的沉睡。它们的“基因”，在入库登记的那一刻，就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了，而其背后可能隐藏的更复杂、更惊人的故事，则被彻底忽略和掩埋。
历史在此处呈现出一种令人扼腕的对称：一边是精美绝伦、被小心呵护、即将被纳入西方学术体系的“显性”文明瑰宝；另一边是貌不惊人、被随意处置、几乎注定被遗忘的“隐性”可能线索。两者的命运，都取决于当时掌控者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而这两种不同的对待方式，都构成了后世“重光工程”与“文物基因图谱”所要面对和厘清的历史遗产——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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