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最核心的实验记录和原始数据不在其中；审判由苏联单方面进行，法律程序和证据标准与国际主流存在差异，易被攻击；最重要的是，最关键的元凶石井四郎等核心人物，以及他们带往美国的庞大资料库，完全缺席。
休庭期间，陈主任与一位苏方联络员交谈。联络员略带自豪地说：“我们让这些法西斯分子在法庭上低下了头，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司法的力量。”
陈主任点点头，但谨慎地补充：“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但要让全世界，特别是那些目前对我们抱有偏见的国家，真正相信并正视这段历史，我们还需要更多……更坚实的、来自犯罪现场本身的、多元交叉的证据链。尤其是，需要来自中国受害者和中国调查者自己的声音和证据。这场审判是镜子的一面，而我们，需要找到更多的棱镜，才能让光线照亮历史的每一个角落。”
苏方联络员若有所思。
伯力审判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石头，在当时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下，未能激起应有的涟漪。但它毕竟留下了记录，打破了沉默。对于中国调查者而言，它既是一种鼓舞，也映照出前路的艰难：历史真相的彻底厘清，不仅需要战胜施暴者的销毁和隐瞒，还需要穿透冷战意识形态的迷雾，更需要自身建立起坚实、系统、无可辩驳的证据体系。这条路，注定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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